近日,有关北京即将征收机动车环境税的新闻占据了各个媒体的头条。此条新闻,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不乏有人以环境税的难以科学量化为由置疑环境税的即将出台。中国人总会以实用的态度来看待问题。无法科学量化便置疑实施的必要性,这就是一种实用的体现;但话说回来,环境税的即将出台,又何尝不是一种基于现实的需要。北京的空气质量一直备受人们的诟病,许多老总在电视访谈中都会不知不觉地痛骂北京污浊的空气。2008年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资格审查过程中,北京的空气质量就是影响北京能否申奥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。由此,北京才加紧实施了蓝天工程,实现了空气质量连续11年持续改善。也正是从改善空气质量的行动中尝到了甜头,北京也特别重视对环境质量和空气质量的重视。据统计,机动车尾气对北京空气污染的“贡献率”占到40%~50%。因此,对机动车征收环境税合情合理。 但今天笔者要说的并不局限于环境税征收的现实条件,笔者认为,环境税的征收是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迈入汽车社会的基本条件。作为有车族所承担的环境义务,环境税对构建一个理性的权利义务明晰的汽车社会的意义,远远大于它本身的现实意义。因此环境税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它的实际意义,其是否实施的重要性也大于其是否科学和合理的重要性,对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。
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脱胎于官车消费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汽车消费基本是政府官员的专利和特权。直到新世纪初期,汽车消费才大规模进入家庭,因此中国的汽车消费是一个从官到民的过程。这种状况使得直到今天,汽车消费还带有浓重的特权消费的特征,有车族也仍然被看做是有钱人的象征。所谓有钱人,也就是少数人。特权消费具有什么特征呢?既然是少数人,也就不会引起什么社会问题,于是汽车消费的很多义务就没有非常明确和清晰。比如养路费,很多年以来,养路费一直是以固定额度来征收的,开多开少一个样。环境税也是一样,开车明明对环境有危害,国家却对之漠视,还有就是国内很多人的开车素质很差,这是公认的。刚刚不久还发生过应急车道被占、车祸受伤人员无法救助而死亡的事件。因为是少数人开车嘛,所以警察也就没必要非要跟他较真,法律法规执行得也就没必要那么严格。即使有测速仪测速,交警部门也会早在提前几十米便竖起一个子,提醒这些少数人,前面XX米有测速仪,你慢点开,到时候别说我没提醒你。。。这就是特权消费的特征。
在汽车消费越来越普及的今天,全民的特权消费是好事么?不尽然。众所周知,现代社会的得以诞生的一个重要条件,就是权力和义务的对等和明晰。这种精神就是发轫于西方的契约精神。不是所有西方的东西都令人反感,契约精神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中国古人云,无欲则刚,这过于保守。这是题外话。只有权利和义务明晰,人们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放。但特权消费诞生地基础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失衡。于是我们看到,正是由于更多的老百姓亟不可待地涌入特权消费的大军,结果呢,自己就很容易成为人家的猎物。鼎鼎大名的钓鱼执法、还有之前脱离国际原油价格的高油价都是老百姓必须忍受的,不仅如此,由于一些执法分寸上的出入和不明确,中国的有车族还必须像老鼠遇见猫似地提防警察的突然出现,大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对于有车人必须承担的义务,如环境税等,它们越早出台一天,我们就离汽车社会越近一步,就越早一天摆脱特权消费的迷局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,环境税的征收,是明确有车族权利和义务的开始。至于很多人关心的公平和合理问题,笔者认为环境税的征收可以参考后来的养路费征收,将之融入到油价中,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最公平的方式来征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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